2010年第15期（总第202期）
以城市化带动城乡一体化
目前，关于城市化、城乡一体化方面的争论很多。有人主张以城市化为主导，从而带动城乡一体化；而有人则认为，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的基础，应以城乡一体化为主导，用城乡一体化来推进城市化。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究竟应该秉持什么样的政策导向，是以城市化来带动城乡一体化还是以城乡一体化来推进城市化？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有必要在此进行澄清。
一、中国进入必须加快城市化推进的新时代
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中国已经步入城市化时代。自1996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得以加快，200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46.6。但总体而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也落后于世界上其他类似发展阶段的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且，我国现阶段和未来较长一段时期所面临的一系列约束要求中国必须加快推进城市化。
（一）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挑战：从失衡走向新的均衡
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时代，即从失衡走向新的均衡。这种调整主要体现为：（1）发达国家“去杠杆化” 和清理有毒资产。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这些国家不得不采取措施来“去杠杆化”和清理有毒资产，其结果是发达国家消费减少、储蓄增加；金融监管加强，金融创新减速；财政赤字增加、经济增长率下降。（2）调整产业结构。一方面，发达国家会加强金融监管，抑制金融的投机性；同时，会重新审视其产业政策，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低碳产业的同时，加强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不得不调整产业结构，既减少对资源进口市场和对外出口市场的依赖，也适度发展自主创新的高新技术和低碳产业，减少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3）进、出口政策的调整。金融危机使得许多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出口导向的发展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
全球从失衡走向新的均衡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上述三个方面的调整，将会抑制全球需求，这就会使中国面临严峻的出口压力，我国长期奉行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所以必须找到一个新的增长模式，从主要依赖国外市场需求转向主要依赖国内市场需求。
（二）中国进入第二次改革和转型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展阶段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原来以满足人自身生存需要为主要目标的生存型阶段跨入以追求人自身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面临着四大突出矛盾：（1）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的突出矛盾；（2）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3）经济持续增长与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突出矛盾；（4）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公共治理建设滞后的突出矛盾。为满足人的发展需要，为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四大突出矛盾，必须进行第二次改革和转型，依靠制度创新和体制突破，实现发展发生的转变，从而奠定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
（三） 城市化是实现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途径
城市化在实现中国发展方式转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城市化是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推动力。一方面，城市化能拉动国内消费需求。据测算，我国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有1000万到1200万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约拉动最终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城市化能推动国内投资需求。据测算，在启动国内投资方面每增加一个城市居民，城市需要新增固定资产投资50万元，如果城市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年投资需求就是6.5万亿元。（2）城市化是调整产业结构，推动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多国的实践表明，城市化进程与服务业发展水平呈高度正相关。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于服务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有专家利用我国1978-2007年统计数据，计算出城市化率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相关系数。其研究表明，就全国而言，城市化率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的Pearson指数的相关性很高，达0.933。（3）城市化对就业的增加、就业结构的改善和人力资本的提高至关重要。城市化的过程会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一国就业的增加。其中，其对就业的带动作用集中体现为对服务业就业的带动作用。有专家利用1978-2007年统计数据，计算城市化率与服务业就业比重的相关系数，其结果显示,两者之间的Pearson指数为0.968。此外，城市化也能显著改善一国的就业结构和提高一国的人力资本。
二、以城市化为重点带动城乡一体化还是以城乡一体化为重点促进城市化？
应该说，实现城乡一体化是我国城乡政策的最终目标，城乡一体化将消除城乡二元分割格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消弭城乡在基本公共服务上的非均等化，从而城乡和谐发展。然而，在我国当前的格局下，我们认为，目前的政策重点还是应该放在城市化方面，通过城市化来带动城乡一体化，这样不仅更具可行性，而且成本更低，政策实施效果更好。这是因为：
（一）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根本在于大幅度的减少农村人口
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核心在于城乡收入的基本相等，没有城乡收入的基本相等，是不可能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农业的生产特点和生产技术决定了农业必须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才能获取较高的收益，才可能使农民的收入与城市居民持平或者相差不大。农业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就要求必须将大量的农村人转移到城市，使其市民化。而只有加快城市化，通过城市化来容纳大量的农村人口，才能实现农村人口的大幅度减少和农业的规模经营。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化是城乡一体化的基础。就世界范围来说，已有的城乡一体化经验同样支持这个论断。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的城乡一体化过程，首先是城市化把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出来，然后才是较顺利地城乡一体化。
（二）在低水平的城市化阶段推行城乡一体化，成本太高，财政压力太大
在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低，农村人口还占大多数的今天：①农村的分散性，决定了在农村进行基础设施等公共品建设和进行环境治理不具有规模经济；?农业的小农生产特征和技术落后性，决定了在农业投资的低回报率；③农村人口的规模性和低社保基础，决定了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巨额的、长期的财政投入，也决定了杯水车薪式的投入对于缓解农民收入问题帮助甚小；④农民利益的分化，决定了城乡一体化过程的冲突性；⑤城乡思想观念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城乡一体化过程的漫长性。以上几个特性，就决定了现阶段推行城乡一体化成本太高，财政压力过大。如果只是低水平地推进城乡一体化，对于纾解城乡差距并没有什么帮助，农民依然会在仰望城市时倍感失望和被遗弃。而如果我们在近期能解决2.5亿农民工的户籍问题，使其市民化，并通过其带动作用进一步减少农民人口，那时推行城乡一体化将水到渠成，成本要低得多，过程要顺利得多。
（三）城市是一国GDP的主要创造地
城市是现代经济的创造中心和交易中心。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聚集效应，是现代经济的效率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城市化的推进，就不可能有一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生活的现代化。城市的更有效率的运输系统，更便利的交易，更完善的生产体系，更多的人力资本，更容易扩散的知识和信息，更强的创新体系，都会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城市为整个国家的GDP增长做出了首要的贡献。城市已经成了中国快速增长经济的引擎，据统计，2004年，中国53个大都市的地区人口略低于中国总人口的30，但GDP占到全国的64，而且在1998-2004，中国GDP增长的77是由大城市贡献的。而且在世界范围，城市同样是一国GDP的主要创造地。据统计，世界GDP的25是由仅占世界土地面积0.3的城市地区生产的；2007年大纽约都市区GDP占美国的20；东京这块不足日本国土面积4的土地上却创造了日本GDP的四分之一。从GDP的创造来看，如果没有城市化，将不会有一国GDP的快速增长，从而不会有充足的财力、物力去支持一国的城乡一体化。
（四）城市是提高一国国民素质的主要所在地
我国已告别生存型阶段进入了发展型阶段，人民对文化等精神生活和公共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提升国民素质已成为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幸福健康的首要途径。由于城市在教育、知识创新和传播、公共卫生、创业和就业机会等方面的天然优势，使其必然成为提高一国国民素质的主要所在地。
三、深化改革，打破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制度障碍
（一）改革户籍制度，让二元户籍成为历史
户籍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和农村人口融入城市的一大瓶颈，人为地隔离了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固化了城乡二元分割，严重阻碍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导致农村人口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在新阶段，各地应积极、稳妥地创新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力争尽快地取缔户籍二元制度，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进一步清理各种歧视性规定，切实取消农民工在就业、收入待遇、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上与城镇职工的差别待遇，使农民能在城市安居乐业。
（二）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使农民工市民化
建立按照常住人口配置土地、公共设施、预算等公共资源的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各级财政应将农民工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使之享受与城镇职工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统一政策、统一制度、统一管理和统一服务，在教育、就业、养老、住房、医疗和公共卫生等方面享受完全市民化的待遇。
（三） 改革土地制度，让农民分享土地流转的财富增值
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应尽快修改《土地法》，改革土地制度，使农民成为土地财富增值的最大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