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23期（总第138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地区差距扩大态势越发明显。1980年东中西部GDP在全国GDP中的比重分别为50.08、32.22、17.7，1990年则扩大为52.56、30.62、16.82；2001年差距更为加剧，分别为59.40、27.02、13.58。而90年代以后正是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的时期，1992～2001年十年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计4889.65亿美元，是1979～1991年的近9倍。加入WTO后，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外资的大量涌入，我国地区差距更加拉大。2002年我国成为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2～2005年实际利用额达到2392.84亿美元，而东部占全国GDP的比重在这4年内提高了1个百分比。由此可见，外资与地区差距问题极为相关，且是后者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外资是如何影响并加剧区域经济差距扩大化的呢?
一、外资的区位差异
就我国三大地带来说，外资吸收呈现出东高西低，1992～2002年流入东中西部的外资分别占全国的87.7、9.28、3.02，其中东部(东中西按国家七五标准划分)比中西部多3375.42、3644.98亿美元。尽管西部吸收额逐年上升，但其总量与东部地区相比仍然偏小，2005年东中西部(未包括西藏)实际利用外资达到691.39、134.6、34.32亿美元，西部只有东部的5。外资能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外溢、人才培养、管理制度外溢等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因此其区位差异无疑加重了三大地带的经济差距。2005年东中西部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分别为61.68、12.85、25.47，东部是西部的2.4倍。东部经济最强省广东的GDP分别是西部最强省四川和最弱区宁夏的2.9倍和40倍，其FDI利用量分别是它们的11.2和87.7倍。就三大地带内部来说，外资也显现出区位差异特征。在东部地区，广东、江苏、福建在1983～2002年间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高达27.68、13.87、9.41，而河北、广西、海南只利用了全国外资总量的1.88、1.77、1.64；在中部地区，利用额度最多的省份湖北、湖南、河南、黑龙江也只利用了2.06、1.58、1.18、1，其他省均低于1；西部地区利用FDI的比值均未超过1，有的甚至只有0.02。当然，在这三大地带内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存在着差距。东部广东省2002年的GDP是海南省的19.6倍，中部湖北省是内蒙古自治区的2.7倍(中部经济趋同特征最明显)，西部四川省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14.8倍。
二、倾斜的外资政策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由均衡转向非均衡发展战略，中西部让步东部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在引导外资流向的政策上，国家也向东部进行了倾斜。1979年，我国以广东和福建为试点开放了四个经济特区，对外资采取了所得税一年免征、二年减免的优惠政策。1984年，我国又开放了沿海14个城市，并开辟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三角区为沿海经济开发区。四年后，国家进一步加大外资倾斜力度，将所得税调整为两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投资总额内设备进口免征关税等。区域和外资的倾斜政策使外资大量流入东部沿海经济，1983～1991年东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金额占比分别为90.6、5.12、4.28。直到1992年我国才将开放的范围扩大到13个内陆边境城市和18个省会城市，1999年政府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以各种外资倾斜政策吸引外资投向中西部地区。尽管部分学者认为外资优惠政策在西部并没有取得如东部一样乐观的成绩，但是却没有人能否认其对东部经济发展的重大促进作用。例如，广东1992年与开放前1978年比较，前者的GDP是后者的近12.5倍；没有开放的中西部城市湖北和四川1992年GDP只有1978年的7.2、6.6倍。而湖北和四川均属于发展较快的省份，如果换成较落后的省份，差距将更为明显。例如1992年广东的GDP是宁夏的27.6倍，而2004年则扩大到35倍；2005年两者差距为21158.08亿元，是当年北京GDP的3倍。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国采取的外资优惠政策多趋向于鼓励出口导向型的投资，这与我国目前提升国际产业转移中的地位、追求贸易质量和收支平衡的目标并不匹配。因此，取消此类出口导向型外资优惠政策(可先以东部地区为试点)，制定新的质量导向和技术导向型的外资政策将成为我国今后改革的重点。
三、外资业绩和效率的空间差异
如果只以FDI绝对量的增加和外资政策的倾斜是无法解释一个地区为什么发达(或落后)的。这是因为每个地区初始的经济规模和自身条件并不相同，通常，地理便利、经济规模大的省份吸收的FDI就多，而长期均衡下的暂时的倾斜政策也可以为大家所接受。因此，我们还需借助评价外资效果的内部化指标，这里引入外资的业绩指数(《世界投资报告(2002年)》)，即指一定时期内某地区FDI流入量占全国FDI流入量的比例除以该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例。若指数大于1，说明该地区吸收了相对于其GDP而言更多的外资；若小于1，说明该地区吸引的外资低于应该达到的数量；等于1则说明该地区FDI流入规模与GDP比重相等。在表1中，东中西部地区的业绩指数分别为1.43、0.44、0.14，东部地区吸收的FDI明显超出其GDP份额，而西部只吸收了其GDP份额的14。显然，东部地区吸引FDI的业绩高出中西部很多，前者是后两者的3.3和10倍。外资的投资业绩存在非常明显的地区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西部外资流入的增加和外资政策的倾斜仍不能带动中西部地区的腾飞。因此，各地区在引资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资本的技术含量，并且要猛修内功包括提高劳动力素质、加快产业升级等来提高对技术的吸收能力。只有当技术或管理认识转化为生产力，投资业绩才能提高，外资效应才能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四、外资的产业集群选择
外商选择某一地区进行投资，除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等传统因素外，还趋向于考虑该地区是否具有产业集群优势，而且越是技术特性高的R&D越是选择具有魅力的产业集群。这是因为集群布局不仅可以为企业带来巨大的规模效应，还可以形成积聚效应来吸收入才、技术、管理和廉价劳动力流入。特别是当某些大型跨国公司进入该地区并取得成功后，外商投资也将大量涌入，在与之形成相配套的产业链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地区的产业优势。例如，东部地区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就吸收了全国过半的外资和大量的世界500强企业，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长江三角洲是聚集了全国30左右的外资和上百家500强企业的电子信息产业带，去年仅上海市就批准了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4091项，吸收外资合同金额138.33亿美元，累计133家、136家和177家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投资性公司和研发中心落户。珠江三角洲由初期引资战略下的劳动密集型的三来一补加工产业逐渐向目前的资本一技术密集型IT、家电产业转变，东莞的IT加工制造业、惠州的音像制品业、顺德的家电制造业等产业集群均使外资趋之若鹜。据统计，目前已有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4家跨国公司、33家500强企业在东莞投资。与东部的产业集群相比，处于外资利用初始阶段的中西部优势产业主要集中在资源密集、劳动密集型部门和资源加工型的重化工业部门上，而且还没有明显的具有特色的产业集群带。这不仅限制了外资投资的规模，而且无法吸引外资源源不断流入。对于地区经济来说，发展资源型经济(特别是高耗能经济)和劳动密集型经济不仅不利于地区竞争力的提升，而且还会恶化地区发展环境。因此，建立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特色经济和产业基地，将是中部崛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紧要任务。
五、外资与地区差距的恶性循环
外资之所以会扩大中国地区差距的最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趋利性(也有人称之为市场的趋动性)。外资不是慈善资金，它是以增值目的进行投资的，而且会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来调配分布。趋利性是资本与生俱来的特性，无法改变，但是可以借助外力加以引导。东部地区的快速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和东部优先发展政策的有力引导。面对东部强大的竞争压力，中西部将如何吸引外资呢?一是使短期趋利性转变为长期趋利性。例如国家十一五规划中强调区域协调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强的引导信号。它能使外资投资西部地区的信心增强，并从关注短期得失转向长期利润。除此之外，中央加大对落后地方的扶持力度，各地方结合自身优势的产业效应和产业集群的发展等均可吸引长期外资的流入。二是提高落后地区的资本回报率。规范政府行为，完善法律制度，加强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政策稳定性和人民生活水平等，对于降低外资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它们的资本回报率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