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帘听政——慈禧太后的权力之路
从1861年到1908年，在中国的内忧外患之中，慈禧太后，成为中国的实际统治者，并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权倾一时，清朝后期的许多历史事件，也因为这位“老佛爷”而改变了发展方向。那么，人们自然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一个妇道人家怎么能违反朝纲祖规，掌握如此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在权力的巅峰稳居这么长的时间呢？
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时逃到热河的咸丰帝，于1860年秋与英、法、美、俄四国相继订立《北京条约》后，仍长期滞留于承德避暑山庄的行宫。1861年春，他决定返回北京，但是回銮日期一再推迟，原因是咸丰帝患了肺痨，此病，在当时尚属不治之症。到了8月，他的病情日见严重， 8月22日，病逝于承德避暑山庄，终年31岁，遗诏年仅6岁的皇子载淳为皇太子，并派肃顺、载垣等八位大臣尽心辅佐。在充满复杂的皇宫中，权力斗争的暗流就此渐趋浮出水面。
皇太子载淳继位后，改年号“祺祥”。咸丰帝的皇后钮祜禄氏晋封皇太后，后加徽号为慈安；载淳的生母叶赫那拉氏亦晋封为皇太后，后加徽号为慈禧。为区别起见，称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也因钮祜禄氏住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东暖阁，称东太后；那拉氏住西暖阁，称西太后。载垣等8人则被称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并行文知照吏、兵两部，今后所有谕旨由赞襄政务王大臣缮拟后，呈递皇太后、皇上用印发下，上钤用“御赏”印，下钤用“同道堂”印，传谕京师内外各衙门一体遵照执行，八大臣办事认真，同心协力，国家政务呈蒸蒸日上之势。
权势欲极强的慈禧太后并不甘心仅在八大臣拟就的谕旨上钤印，而要攫取更大的权力。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正黄旗人，安徽徽宁池广太道惠徵之女，自幼受过一些文化教育，通汉文，能绘画，浏览过史书。1852年入宫后不久，即得咸丰帝宠幸，初封兰贵人，1857年升位懿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她有时与咸丰帝共论政事，乃至阅读奏折，从而培养了干预政事的才能和野心，她的名分虽低于慈安太后却是载淳生母。年仅6岁的载淳，处理国政、朝政之时，由其钤印“同道堂”印章，无任何集权揽政的实际意义，这就使慈禧很自然地取得了以小皇帝生母的身份代子保存、钤印“同道堂”印章的权力，那么此等权利能否使慈禧顺理成章地成为皇权的代表呢？
1861年都察院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并另选一二人辅政。这个奏折正合慈禧心意，收到奏折之后即召见八大臣，但这份奏折却遭到了八大臣的严厉喝斥。这次冲突以两太后的妥协而暂告解决，八大臣在形式上虽取得了胜利，但两太后已与恭亲王奕等人开始密谋铲除他们的计划。
《北京条约》签订后，恭亲王奕在清王朝，尤其在那些留京的诸王、大臣中威望大为提高。出于各种原因对八大臣等人心怀不满的官员，纷纷聚拢在恭亲王奕的周围。奕以祭奠咸丰皇帝的梓宫为由，于1861年9月5日由北京赶至热河避暑山庄，并与两宫太后秘密会商。
奕回京后，即在亲信大臣中秘密串联，暗中进行政变的准备，尤其加紧军事方面的布置。当时，手握重兵的僧格林沁与胜保等人，都不以八大臣试图撇开两宫太后的所谓“赞襄”为然，而是无条件地站在皇太后和奕一边，胜保表现的尤其突出。10月31日，两宫太后和小皇帝一行抵达京郊，奕出城迎接，胜保乘机上奏，明确提出“非皇太后亲理万机，召见群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
清廷决定回銮北京之时，八大臣自恃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轻估了皇权思想对朝臣的巨大影响力。而慈禧太后与小皇帝回銮北京后，则竭力利用满朝文武的正统皇权思想和忠君意识，将自己打扮成长久受人欺侮的孤儿寡母，八大臣等人则是欺君藐上、专权谋逆的乱臣贼子。慈禧与小皇帝刚到北京郊外，慈禧即对循例前来郊迎的元老忠臣哭泣，细述八大臣如何欺君藐上，争取众多大臣的同情。慈禧此时虽暗藏杀机，却揣着明白装着糊涂，故意以弱者的姿态询问：“彼为赞襄王大臣，可径予治罪乎？”尚蒙在鼓里的吏部尚书周祖培继而出谋划策称：“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慈禧顺水推舟答称：“善。”由此可见，慈禧太后一直在利用朝野上下的皇权思想及其颁布上谕之权与八大臣等人进行着殊死的较量，而最终的结果又如何呢？
1861年11月2日，奕与文祥、周祖培等人入朝待命，载垣等阻止说：“外廷臣子，何得擅入？”他们不得不立于宫门外。不久，有谕旨下，命将肃顺、载垣等人治罪，载垣厉声喝斥道：“我辈未入，诏从何来？”赞襄政务王大臣与慈禧、奕的斗争已经公开白热化，文武百官及兵丁侍卫面临着忠于“王事”，维护皇权，还是倒向赞襄政务王大臣一边的抉择。奕紧紧抓住人们的正统皇权和忠君思想，大声喝道：有王命在此。以问其是否遵旨，载垣等只得向皇权低头称：“焉有不尊”，遂束手就擒。赞襄王大臣的核心肃顺，面对慈禧等人手中的皇权，同样是无可奈何，无所作为。
11月3日，恭亲王奕被任命为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等职。7日，废八大臣所拟定的祺祥年号，以第二年为同治元年，意即两宫太后共同临朝而治。8日，宣布了对八大臣的处置方案，八大臣就此被铲除。11月11日，小皇帝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接受百官朝贺。12月2日，两宫太后在养心殿正式举行了垂帘听政的仪式。6岁的载淳坐在高高的御座上，在他的背后，隔着黄纱屏风并排端坐着慈安太后钮祜禄氏和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奕则在下面率领百官行礼朝贺，这一事变史称辛酉政变。从此，慈禧太后便成为实际上的女皇，在中国统治47年，直到1908年病死为止。
辛酉政变与其说是清王朝内部一次宫廷政变，不如说是近代中外关系互动中一种政治走向的预示。在辛酉政变上谕所宣布的八大臣重要罪状中，陈述八大臣“不能尽心合议，徒以诱惑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时，列强在清政府决策中占据的分量不言而喻。同样，清政府的决策，也影响着外国侵略者的对华政策。
《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陆续撤出北京，侵略者保存了清朝的统治秩序。负责谈判的恭亲王奕对此大喜过望，以为“始料不及”。于是，奕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的思想，也就是朝廷与地方要抓紧有利时机，共同完成剿灭太平天国运动的任务。外国人的底细被奕等人给摸清楚了，他们明白，英法的意图是以军事来威胁清政府求和，而不是取代清朝的统治。所以，只要今后严格遵守条约，按照规定办事，尽量同外国保持“和睦”，对清朝政府的统治是有利的，也是可能的。因此奕要求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的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专与各国打交道。自此，外国对清政府中以奕为代表的这派势力积极加以支持和培植，甚至对奕掌权寄予很大期望。所以，当奕赴热河就回銮一事相商时，他敢于向慈禧太后保证：“外国无异议，如有难，唯奴才是问。”
外国侵略者本来担心掌握实权的八大臣等保守老臣返回北京后，外交上很可能会出现问题，然而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的上台，使他们感到十分满意。
1861年11月12日，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向英国政府报告说，以八大臣为首激烈派的垮台是对条约的实际批准，虽然条约形式上去年已执行了。在过去的12个月中，已经造成了一个倾心于并相信同外国友好交往可能性的派别，并有效地帮助了这一派人掌权，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我们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
慈禧太后，一个统治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决策者，当我们看清她的狡诈奸猾，善于权术，攻于心计时；认识到在她的统治下，中国一步步走向衰落时，也许我们更应该客观地看到清王朝覆灭的历史必然性，看到中国近代化历程的艰难与曲折。